2016年10月6日，是《中华工商时报》创办人丁望90周岁诞辰；重读四篇旧文，对这位老报人有了更多的了解

2016年10月6日，《中华工商时报》的老同事杜民在微信朋友圈中讲：今天是《中华工商时报》创刊27周年，也是其创办人丁望冥诞90周年。

记得13年前，2003年9月10日丁望逝世时，我在《财经时报》做编辑工作，为了表达对这位老报人的崇敬，特意组了两个版面，由丁望生前得意的几位老部下——胡舒立、杨大明、彭波、杜民写下纪念文章。

这四篇文章中，舒立撰写的文章因近期在财新网博客重新刊发，而被微信公号关注而再次广泛流传。另三篇文章则因时间稍为久远，已被淹没在信息的汪洋。近日，经我在网上苦苦查找，终于发现搜狐网还有一链接幸存，虽已不是《财经时报》当年的原文链接，只是一个“二手”转载，但毕竟还是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完整电子文档。

作为这四篇文章最初的编辑，此次我把它们在财新网博客重发，以作一份历史备存，并希望借此使人们对丁望这位老报人能有更多的了解。

需说明的是，这四篇文章的标题经过几番网络转载，已非当年《财经时报》的原题，包括硕果仅存的搜狐链接，标题都有些变化。在这次重新编发时，特意恢复原题，并辅以图片为证。

2003年9月20日—26日一期《财经时报》，刊登了纪念丁望的专版，共四篇文章。

第一篇

报人丁望

作者：胡舒立

1992年5月，我从《工人日报》调入《中华工商时报》（以下简称工商时报），采访几位来自台湾经济界的大人物。信笔直书，次日全文见报。我颇觉吃惊，问总编辑丁望：“原来，在你们这里……？”语未竟，丁望微笑示意：“不许说！”他知道我想说什么，因为做记者已经10年余的我，首次体会到了自由写作新闻的幸福。

1994年9月，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给刚退休的丁望写信，说：“还记得刚到工商时报，一时间，那种涌上心头的幸福感……”语未竟，双目泫然。

身处新世纪中国报业多彩多姿的大舞台，上世纪90年代初的工商时报仍是一些首都新闻人的心结，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名。丁望是工商时报的创办人。从1989年10月到1994年1月，他一直担任社长兼总编辑。

那是工商时报最为辉煌的日子，前后四年余，并不很长。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其辉煌愈发显出历史里程碑式的重大意味，使今天的人们在叹息之余，更对创造者投以由衷的敬意。而此时的丁望，已经因肝癌的折磨，在病榻上缠绵多时，终于2003年9月10日凌晨2时许溘然长逝。

丁望创办工商时报时已经63岁。他能创造出后来的辉煌绝非偶然。

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按同时期的价值标准，丁望并非总是“弄潮者”，却常常属于不那么幸运、甚至相当“倒霉”的人。

生为江苏南通人的丁望祖上是地主，不过从他记事起，家里已经破落到只剩一个大宅院，小时候经常饿饭或交不起学费。在南通上完小学，丁望随在外打工的父亲到了湖北沙市读中学；甫一稳定，便有日本兵南下，父亲病故。流亡到四川的丁望后来是靠公费补贴读完中学，靠奖学金进入燕京大学。那是1945年，燕大还在成都。

后来是北京的进步外围学生运动岁月。丁望1948年入党，22岁了，和后来他常年共事的青年团系统那些“红小鬼”们比，显得“觉悟”偏晚。在1949年进入《中国青年》杂志后来转入《中国青年报》的这七八年中，他确实遇到了大展才华的机会。凭着工作能力强、扎实肯干和积极热情，他一次次得到重用擢升，至1957年已经成了中青报编委和工商新闻部主任。工商部的另一位主任是当时极负盛名也已有争议的作家刘宾雁，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的作者。而那年“反右”，丁望和刘宾雁一样成了右派。

丁望当右派的原因微乎其微，因为一篇有争议的批评稿，还因为给团中央领导提了意见，等等。不过他是“极右”，被开除出党，行政降四级。然后就到农村劳动。此后至“文革”，右派和摘帽右派的经历延续了20多年，其中十五六年都在农村度过。直至1978年平反，他才回城到《世界经济》杂志工作。

丁望后来说，是右派的经验，使他变得多思和喜欢质疑了。用他的说法，“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对中国的认识，是开始于反右派，就是说我被开除出党开始，我才真正地入了党。”在《世界经济》杂志工作期间，他认识了于光远、厉以宁等经济学家，开始接触理论，读书并且读“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书，看这个世界有了理论的框架。

80年代丁望的经历可谓“三段式”。先是在《工人日报》，做副总编辑并且已经被“内定”提拔，大有希望接替总编辑邢方群。《工人日报》当时生气勃勃的经济报道由他挂帅，震动中南海的“渤海二号”事故报道有他参与。不过后来事情的发展是他未能“接班”，不得不离开了这家报社。

1983年秋，丁望去了刚由《中国财贸报》易名、报社一级已经有近10名副职的《经济日报》，说是“当副总编辑”却并没有被任命，分管理论。他干得勤勉有为，在报纸报道之外，最著名的是参与主办1984年青年改革家济济一堂的“莫干山会议”，大展学术与新闻结合之长。不过好景不长，又是在一次交接班前后，终于被任命为副总编辑的丁望再度位置不保，赋闲下来。

那正是1986年。年届六旬本当离休的丁望做出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要自己办一份报，当“一把手”，“按自己的想法来做一件事情”。办一份什么样的报纸，他已经想得太多，最重要的是这应当是一份有民间色彩的商报，不从主管机关要钱要人，求得相对独立的地位。

经过两三年的奔走，这个梦在新改组的全国工商联兑现。1989年4月拿到报刊号，1989年10月创刊。跌宕几番，丁望跃上新的平台。

从此是丁望带领一批年轻人——最年长者也比他小20多岁——创业的故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其创业成功都更像是一个奇迹。

25万元企业资助款起家，北京东直门外一处简陋车间办公，隶属于不具备政府资源的全国工商联，而且工商时报第一年的订数不到7000份。可以忆起的只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粗糙的办公桌、长条凳，通宵加班，到厕所接一杯自来水充饥，白发萧然的“老板”和一群痴迷的青年报人奋斗在一起。

三年多步步为营，工商时报的办报方针被归结为丁望在心中蕴藏多年的几句话：“不做机关报，要办综合性经济大报”；“坚持鼓吹改革、市场经济和维护民营经济”；“尽可能说真话，而且绝不说假话”；“商味、民味、海味”。至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后，首都新闻界还是一派沉寂，丁望率先转载了《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在此后的改革春天里，工商时报几乎是理所当然地具备了主流经济媒体的话语权。而其新颖的版式、独特的客观新闻写作手法，也在日益繁荣的中国报业形成持续的冲击波。

1993年8月，美国道琼斯集团CEO彼得·凯恩访问中国并与江泽民会见。在此后接受我的采访时，他由衷地说：“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刊登综合性新闻的报纸可以有许多，而刊登商业新闻报纸最后只有一家。在美国是《华尔街日报》，在英国是《金融时报》，在中国，我们看好的是《中华工商时报》！”

即使对今天的报界来说，早期工商时报以非官方报纸身份所获得的那种成功也是难以超越的。成功之旅的带头人是丁望。

今人谈及丁望，更喜欢谈他的全新办报理念，谈他擅长培养新闻人才。其实在那一代报人中，丁望之不同于常人之处不仅在其“以读者为尊”的新闻创新能力，还在其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和对经济学的领悟力。在早些年读书的基础上，丁望常年交往于学术界，与一批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还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协助经济学家蒋一韦创办《改革》杂志，蒋氏过世后主编由吴敬琏接任，丁望一直担任编委。因为熟悉经济学而且理解改革，尽管90年代前期的中国改革风风雨雨，丁望作为工商时报总编辑，其市场经济信念却不曾动摇。而这种信念，一直是工商时报的灵魂。

可惜的是，有着市场信念的丁望终究只是新闻人。局限于时代也局限于自身，他为报纸做了那么多朝向市场的创新，却终究未能按市场原则在报社建立起相对有效率的机制。按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工商时报在报面占尽风光之时，报纸经营业绩仍乏善可陈，合理公司构架更无从谈起。至1993年中，丁望已经相当清醒地意识到报社机制上存在的许多致命弊端，试图一搏。他大胆部署将报社编辑部与经营部门分离，将经营部分注册成公司并探索吸收社外资金入股，也曾一度考虑试行股份制。

然而历史不再给他机会，1994年1月，67岁的丁望被要求离开领导岗位办理离休。这一年，工商时报正式改为日报。

以常理论，不甘寂寞的丁望离开工商时报之后生活不可能非常愉悦。他又做过很多新的尝试，1994年夏曾到上海协助创办《现代市场经济周刊》，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彩色印刷的新闻性周刊，担任总编辑。他做任何事都认真，面对一个小得多的舞台也不例外。后来，他把主编杂志一职交给了我，又回到北京协助《中国经营报》改版，并且请当年工商时报一位年轻人杜民到该报担任了副总编辑。1998年，丁望已经是72岁，又创办了《中国合作新报》，方针很新，要搞一份文化评论性报纸。报纸有些样子，但因为资金不足没有大发展，后来给了《工人日报》。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国新闻业机会很多，丁望总在活跃一直在拼搏，但毕竟年事已高，在越来越“金钱话事”的环境中不会太主动也不可能有很多收入。他离开工商时报后，报社虽然没有过商业意义的发达，一度花费却也相当排场，有了好的办公条件，多辆领导可以私用的公车，好像还有了一辆比较高档的本田车。不过这一切与其创办人丁望无缘。他出出入入，从来只乘出租。直至今年初，我有机会与他在保利大厦吃一次午饭，仍是我用自己的捷达车送他回家。

当然，丁望从不黯然。他乐观，开朗；可能因为早年吃过太多的苦有过太多的挫折，他把个人的利益得失看得很淡，并无计较。即使在人后，与好朋友独处，他也从不怨天尤人。他总在努力做新事情，想大事情，特别是努力关心早已不复当年的工商时报。在过去的五年中，他至少不下20次找我商量过该为这家报纸做些什么。2000年，丁望决定彻底退下来，再也不做什么了。后来很快发现原发性肝癌，在上海做了手术。刚出院回京，看到前去探望的我们，商量的又是如何重振工商时报。

这一时期，他早已想得很深，考虑的是如何在现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对报社改制和债务重组。他想得很具体也很细致，对我和同行的杨大明（现任《财经时报》总编辑）、彭波（现任《中国青年》杂志社长）一干老工商时报人均有托咐。交谈中，他还是一口京腔，脑子快，语速也不慢，虽然是满头白发仍然让人觉得是同辈人。当时，看着他因被癌症折磨已经呈暗灰色的脸，我们谁也不敢拒绝。

感谢现代医学发达，丁望患肝癌后生命竟还维持了三年半。今年5月，SARS猖獗的时候，我从丁望夫人孟刚处获知他的病情又在恶化，代她请教了一位国内的顶级专家，知道已经无法可医，对他的去世就有了心理准备。9月10日，中秋前夜，甫一接到孟刚来电，便想到一定是噩耗。不过，我还是流泪了，这毕竟是丁望。

孟刚阿姨在电话中说，丁望有两个遗愿要告诉我：他决定死后不搞任何祭奠活动，包括不搞遗体告别也不要“生平悼词”；再就是我们几位曾捐了10万元为丁望治病，他直到今年才用了一些，还有部分余款要结算了退还，让我择日派秘书去拿。孟刚说她此时不愿意见我们，“见了只有更加难过”。她和丁望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声音也一如丁望，爽快的京腔。

这一回，没有再提工商时报。不过，纵使在弥留之际，丁望能忘却吗？

（作者胡舒立为《财经》杂志主编，曾任《中华工商时报》海外部主任。本文同时载于9月20日一期《财经》杂志）

第二篇

一张珍贵的贺卡

作者：杨大明

（一）

2002年的圣诞节越来越近了。这时，《财经时报》的周报改版已将近7个月。编辑部上下将以怎样的心态迎接新的一年？

这也许在很大意义上将取决于我的心态；或者说，我此时此刻对于这张报纸的所思、所愿，将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人。我想最好的礼物是给编辑部全体人员分别发一张贺卡，写写我对于每个人由衷的心语。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和未来。

真正能够影响人的一生的事情不会太多，而从一种记忆中升华又冷却下来终于成为一种本能的事情，我相信更若凤毛麟角。但我的这个决定确是一个惟一——一种本能的反映。

其实，这张贺卡早在13年前——1989年的这个时候就有人写下了——因为我已经收到了。

（二）

我重新展开这张在13年前收到的贺卡，它的全文是这样的：

“大明：

五十年代我在山沟里劳动的时候，山区老百姓最喜欢的是毛驴。望你原谅我的比喻，我常常觉得你像一头毛驴，那么不声不响的，吃苦耐劳，而要求又那么少。三个多月，你的信息版已经有了特色（不过我还是希望更注意一些实用信息，比如科技信息，对一些小企业非常有用）。我毫不怀疑在工商时报的未来，你会成为重要的角色。

丁望

12．29”

但是，我已经永无机会再向中国一代著名报人丁望探询，13年前的哪个岁末，他为什么要给创刊刚刚三个月的《中华工商时报》的每一名员工写一封新年贺卡，私密性的，封得好好的；以及他为什么要给我写下这样的文字。尽管上个月我们还通过电话，他简单地谈及他的病情，好像有点欲言又止；最后好像又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要讨论。而我也急着忙一些报纸的事情，安慰了老人一些，电话就结束了。

没有想到，2003年9月10日，丁望远离我们。

一切竟成永恒！

（三）

我是1989年6月7日上午10点半赶到新中街7号那座灰楼的。

当时北京的气氛还很紧张。我半信半疑地推开一扇破旧的铁皮门，一块玻璃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用隶书字体写着“中华工商时报（一、二楼）”。

丁望是一位和蔼的满头银丝的老人。他知道我是从电台来的，握着我的手说：“我们要办一张全新的报纸，一张按照新闻规律办的报纸。”

第一次谈话很简单。接下来，负责日常新闻报道的副总编辑尹克告诉我，可以选择的岗位有三个：总编室，记者部，信息部，但要“过渡”一下，只能做副主任。我以前从没有做过报纸，对版面一窍不通，便很知趣地选了信息部；手下只有一名记者，是中国戏剧学院研究汤显祖的女硕士。

尹克指指已经在伏案疾书的丁望的后背说：“我们都叫他老板——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这样叫。”

从此，我一直叫他“老板”，一直前不久最后那次电话。我只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称呼，非他莫属。

（四）

信息部是一个新的设计。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最初的起步阶段，新闻媒体更无所谓“财经新闻”的提法，甚至使用“市场”二字还要掂量掂量。

在报纸筹备创刊的三个多月里，老板带着我们一块版一块版地讨论工商时报的内容定位，研究栏目。谈到信息版的时候，他说，现在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大量的实用信息，需要各种政策的、行情的、消费的信息，需要商品的、人才的、金融的新闻解释；他特别强调：“要鼓励发展市场，不要轻易批评消费。”

工商时报基于“全国工商联主办的一份综合性经济类报纸”的定位，从一创刊就宣布自己“商业色彩、民间色彩、海外色彩”（又称“商味、民味、海味”）的基本风格，提出了“在商言商”的编辑原则，但是，当时还是经常担心有些报道问题与中央的精神出现偏差。

大约是1990年元旦后不久，一天他非常高兴地对我说：“我刚刚和徐惟诚同志（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新闻宣传）谈过，他说报道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商言商，有什么不好？”

更重要的，工商时报在老板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宣传解放思想，鼓吹改革开放，版面形式生动活泼，屡屡创新，在社会上迅速引起了强烈共鸣。

一年多以后，随着经济改革不断出现突破，小平南巡讲话发表，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发展风起云涌。老板把这方面的报道任务也交给了信息部（不久更名为“市场新闻部”）。

那几年，真是工商时报、也是老板晚年新闻生涯的“黄金时期”。

（五）

1994年1月3日，应当是老板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这天，《中华工商时报》正式从周三刊改版为一份日报。

但是，仅仅10天之后，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时刻到来了。

1月13日下午，工商时报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宣布了全国工商联的决定：免去丁望同志社长、总编辑职务，同时宣布聘请他担任工商时报的顾问。

那天开会老板坚决不坐到前面去，而是和年轻的编辑、记者、照排、校对人员坐在一起。宣布请他讲话了，他慢慢走到前面，用那种有些沙哑的声音说，今后有些事情可能“顾问”不了了，有些事情还是可以“顾问一下”，“比如我们的大明同志还没有找到老婆”。

下面一阵低低的笑声。我往上看了一眼，老板没有笑。他显得有些苍老了。

应当说，这个场面肯定不是一两天作出决定的结果，前后大约经过了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的反复，其间涉及到很多层面、很多人。

老板留下的“遗产”很多。除了他新闻从业50年积累下来的丰富办报经验——这还需要更加充分完整地去总结——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发掘人才、吸引人才、培育人才的领导者。

比如信息部那位女硕士，在工商时报早期的标题制作中融入了明清散曲的文字特色，老板立刻给予肯定，后来发展成国内很多报纸竞相效仿的“双行对仗题”。

（六）

现在看来，不能说老板对于1月13日下午的变革早有准备，但他确实已经预料到这一天，他感到工商时报的降生太晚了一些。这也许是他毕生——乃至是工商时报至今的遗憾。因为没有他，就没有这份报纸。

还是在1990年10月，工商时报庆祝创刊一周年，全体员工到昌平明苑宾馆度过了一个周末。那真是载歌载舞，一派美好的憧憬。老板和大家一起玩得十分开心。也就在那前后，他在职工大会上讲过一次话。他说，要办一张好的报纸，必须有一支好的队伍。报社一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这支队伍是过硬的，是能打胜仗的。

他接着说：“本人已经走入人生的第65个年头了，希望寄托在你们各位身上。我们这支队伍要有一种精神，我们报社要有一个明显的徽记，这种精神有赖于大家来归纳，这个徽记有赖于大家来创造。”

老板还有很多名言，比如“我们报社不养三种人——不养闲人，不养懒人，不养调皮捣蛋的人。”

但是，在用人问题上，老板受到的褒贬好像也最多。对此，我宁愿首先相信，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人，本身就充满了矛盾甚至冲突；当然，也可以从新闻制度方面找到更深层的原因，这应当是中国报纸事业改革的进程中，一份市场化取向的报纸的必然阶段吧？

（七）

差不到一个月，老板没有能赶上自己78岁的生日，或者工商时报14岁的生日。

《中华工商时报》创刊的日子是1989年10月6日。我曾很长时间为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不当不正”的日子而困惑。多年后才知道，这一天正是丁望自己的生日。

他把这份报纸的创刊视作自己的一次新生。我觉得这是一个报人心底最高的一种期冀。

老板离开报社后，我们曾在他几次生日的时候问候过他，每次必定谈到《中华工商时报》。我不知他怎样对待自己的另外的一个“生日”。

十多年来，老板的这张贺卡我一直好好收藏着，但极少拿出来看。因为我觉得很重，觉得老板在卡片的后面看着我。我担心辜负他，无言以对。

今天，我忽然感到轻松了。

我得知丁望有此遗言：遗体捐献医学研究，不搞告别，不留骨灰，不惊动亲朋好友。

在世的人亦然，负重便无法无私无畏地前行。

（杨大明 作者为《财经时报》总编辑，曾任《中华工商时报》市场新闻部主任、副总编辑）

第三篇

一群寻梦人的“老板”

作者：彭波

三年前，得知老人家得了晚期肝癌，感觉他的日子不多了，我们这些作学生的应该做点什么。大家合计，为他老人家办一个“丁望新闻思想研讨会”。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他时，没料想被他一口回绝了。

不久前去看望他，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奇怪了，大夫说肝脏上的肿块看不到了，我至少还能活两年！”我知道那肯定是医生看他不久人世了，索性骗他了，心里寻思，无论如何要说服老人家，让他同意我们办了这个研讨会，也了却我们晚辈的一桩心愿。没料想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却得到噩耗。研讨会，竟成了我永远的遗憾。

“老板”（《中华工商时报》人都这么称他）走了，音容笑貌就在眼前。受他的理想和热情感染，我作为《中华工商时报》最早一批创办人投身了这一火红的事业。

我和他有过无数次谈话，其中一次印象最深。有一段时间我工作不顺，闹一些情绪。他老人家找我：“我觉得一个人要干成一番事业，最重要的是要有一股韧劲。我认为我最大的优点就是，这一辈子我从没有放弃过，就是在当右派时也一样。当时推着一车土往山上走，我体弱，力气不够，老农过来要我别勉强，我硬是咬着牙，把车推到了山上！”

韧性的战斗！这是老人家最令人软佩的特点。63岁高龄开始办一张新报，25万元的开办费，困难何其多！然而，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领着中国报业一批有理想有才华的青年，凭着岩石一般的信念和火一样的热情，硬是创造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报业的一个奇迹！

短短几年，报纸的发行量从7000，到7万，到15万，到24万，高速增长；报纸的社会影响力日增，其版式面风格开创了中国报业一个新的流派。《华尔街日报》的发行人、道琼斯公司董事长彼得·肯1993年到中国来访华，专门用半天时间找我和胡舒立会谈，他称《中华工商时报》为“最有可能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商报”。

在中国办报很难，要有政治上和商业上的把握。老人家头脑清醒，信念如一，在复杂纷繁的政治风云和商业化大潮面前，始终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正直的风骨。

早年间，他总是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能说真话，绝对不要说假话。”90年代初期的《中华工商时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这张报纸，利用一切机会不遗余力地为改革开放呐喊，为市场经济鼓与呼。

1991年元旦，报纸用头版一个整版刊登邓小平的照片，以示对这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敬意，以鼓动改革开放的新浪潮。老人家明确地说：“我们的办报方针是‘放开大路，占领两厢’，把计划经济让别的报纸去做吧，我们来搞市场经济！”

《中华工商时报》是一张有“魂”的报纸，有“魂”的报纸才会有影响力。今天许多报纸办得很热闹，却很快在市场上无声无息了，主要是办报人没有思想，报纸没有灵魂。这些日子去看望他，病中的老人家说了好几次：“现在有一些风骨的报刊太少了！”他反复叮嘱：“不要媚俗，一定要有点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

在《中华工商时报》创业早期近乎狂热的理想主义气氛中，一代年轻的中国报人的聪明才智被激发出来，我们办了中国报业最早的证券版、最早的周末版、最早的汽车版和最早的房地产版，我们组织了一系列宣扬市场经济理念的大型新闻报道，如“郑州商战”“宝钢三角债”“三里河，一个市场的故事”和“天津，跨世纪的挑战”等等。

我们实现了对台关系的六个第一：办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台湾经济版；签署了两岸第一份新闻合作协议，两岸《工商时报》实现了新闻交换；成功组织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新闻代表团访台；成功组织了两岸记者大型联合采访活动（从连云港到新疆阿拉山口）；在台北第一次成功举行两岸经济学家参加的经济研讨会；在大陆每天的对台广播第一次有一家报纸的专题时段。

当时有一个叫张智的年轻人酷爱汽车，一心想办一个汽车版，老人家同意了，张智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汽车专版的负责人。当张智的汽车版问世时，我写了一份评报：“中华工商时报是一个给有梦想的人实现梦想的地方，张智有一个梦想，就是想办一个汽车版，今天张智的梦想实现了，祝贺他，谁还有自己的梦想，请告知。”

是的，早年的《中华工商时报》是一帮寻梦人聚集的地方。这一群人最大的梦想是：“办中国最好的报纸！”应该说，在当时，这一梦想实现了。《中华工商时报》，90年代初中国最好的报纸！这一些寻梦人的“老板”，便是丁望。

作为共事多年的战友和他许多思想的执行者，我深知他的梦想并没有实现，《中华工商时报》从体制上、机制上不能确保它长盛不衰，它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益不甚理想。他曾极想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一起也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功亏一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亲爱的师长，您走好！我们一定继续圆您的梦！

（彭波 作者为《中国青年》杂志社长，曾任《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

第四篇

新闻事业  一世情怀

作者：杜民

 从三年多前发现丁望患癌症以来，我们和他熟悉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三年来病情的每一次反复，都像是提醒我们这一天的临近。9月9日，当这个终究要来的消息真的来到时，我的心里还是惆怅和茫然。

创办初期的《中华工商时报》，我们都称呼丁望为“老板”，这不仅因为他当时是《中华工商时报》的社长兼总编，是我们名副其实的“老板”，还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新闻工作者对自己当家人的尊敬。

我和老板熟悉起来是在1995年。那一年从《中华工商时报》岗位已退下来的老板，应邀到处在低谷状态的《中国经营报》当顾问，筹划《中国经营报》要有一个大变化。

不久，我接到老板的电话，邀请我去《中国经营报》做副总编，主持改版的具体工作。当时我大学毕业仅仅四年，虽然在《中华工商时报》的工作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但毕竟离一个成熟而又合格的编辑业务总负责人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况且此前在报社内，他是一社之长，我是普通一兵，位置的差距决定了他只是偶尔碰巧会问一问我的工作，彼此之间并不熟系，更无特殊关系。

就是我自己，对这个大胆的邀请也颇感吃惊。事后我曾经问过老板，是什么原因促使他选择了我，老板说，除了很多人向他推荐、他也观察了一段时间外，最重要的，是他“相信年轻人”。“年轻人可能一时不够成熟，但终究有一天要超过老年人。关键是多看青年人的优点，还是多看青年人的缺点。”

当时的《中国经营报》，条件还非常艰苦。我们俩一老一少，相差四十多岁，挤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近在咫尺，老板却从来不干预我的工作，只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支持。从读者定位、编辑方针的确定、版面安排，到栏目设计、稿件修改、标题制作，老板始终参与研究和讨论，有争论、有分歧，但是一到拍板决定的时候，他就把决定权交给我，不管分歧多大，他都尊重我的决定。一旦我决定的事情，即使别人有不同意见，老板还会帮助我去做解释工作。

老板从没有告诉我一句如何当总编辑的经验，但他又在日常点点滴滴工作中，让我领悟到做一个报社领导，与做一名好记者、好编辑、甚至是部门负责人的不同要求。他也谈编辑业务，但更多的是强调“做人要有人格，干报纸要有报格”。

无论在《中华工商时报》还是在《中国经营报》，老板都要求报纸要为改革鼓与呼，要为市场经济鼓与呼，于此，老板是最坚定不移的。他把报纸的品格看得和人品一样重要，为改革、为市场经济鼓与呼的内容，即使社会大环境并不宽松，他也义无反顾地要支持；无益无害的内容，他不反对报纸登，但主张控制总量；而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观点，他是激烈的反对者。这也是他给我们这些晚辈、学生的最大、最弥足珍贵的教诲。

1998年，在《中国经营报》开始高速成长之后，出于个人发展的考虑，我选择激流勇退离开了《中国经营报》，到美国国际数据集团中国公司出任主管媒体发展的副总裁。这个选择，对一生钟爱新闻事业、又是看着我成长的老板来讲，是不容易接受的，他要求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要为新闻事业做贡献”。

老板对新闻事业的一世情怀，是我们这些晚辈自愧弗如的。生命的最后十年，老板就像是和时间赛跑，生命不息、工作不止。他不仅提携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还几乎有求必应，凡是报纸、杂志、甚至网站的事情，只要找到他，不论大小、不论有无收入或名份，他都尽其所能去帮助。

他说：“不论对哪个报社，我的定位都是一不占编制，二不占收入，觉着我的意见有用就听，没用就甭听。只做帮手，决不干扰人家的决策。”特别是患病以后，我们劝他安心养病，在家写一写回忆录，给后人留下些经验。他却说：“能帮助今天的人解决问题，比写回忆录重要。”

近年《中华工商时报》的发展遇到不少困难，老板又义无反顾地帮助出谋划策。由于我曾在《中华工商时报》工作过，近年又从事媒体的资本运作，老板就把我找去，要我为《中华工商时报》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条件是我免费服务。望着他的满头银发，我还能说什么呢？

今年初春，我们打算开一个“丁望新闻思想研讨会”，为他半个多世纪的新闻实践总结。老板听说后，给具体负责组织的我打来电话，坚决反对为他本人开这个会。他说：“过去的成绩，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所有的成绩都离不开领导的支持，更离不开群众的智慧。”

在他的强烈反对下，又遇SARS爆发，研讨会的事情就被搁下了。原定拍一部反映老板一生新闻实践的记录短片的想法也停下来了。不成想，转瞬之间老板就驾鹤西去，我们竟然没有留下他的片点音容笑貌，追悔莫及。

最后的时刻，老板留下遗嘱，不搞遗体告别，不搞追悼会，遗体供医学解剖后火化。几天来，他的老伴孟刚阿姨谢绝了我们所有人的表示，坚决照老板的遗嘱办。近在咫尺，我们再也不能见上老板最后一面，再也不能送上他最后一程。

值得告慰的是，老板，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信念、忠诚于理想、忠诚于事业的新闻工作者。您走了，他们不会让您失望。

老板，您放心吧。

（杜民 作者为北京青年报传媒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曾任《中华工商时报》编辑、《中国经营报》副总编、副社长）